我喜歡仁愛更甚於正義---談法律解決問題了?
大家都說法律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彷彿法律是正義最後的定義。事實真的是如此嗎?
我們是個成文法國家，無論是刑法之罪刑法定主義或民法之構成要件該當，其實都是取決於立法者一時之價值判斷。雖然理論上，現代法治之直接民主制度應能直接而完整的表達民意，但在實際操作面上，基於選票之考量，情緒之煽動，口水支票滿天飛，顯現的是政治人物操弄民意、民粹，人民的價值觀、利益與需要，未必真能反映於立法。尤其，成文法國家追求法秩序之穩定性，可預測性，法條文字不得不以抽象之語言表達之，這些抽象觀念的實質內涵，固可從立法紀錄推知一、二，但很多地方仍有賴司法裁判者在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，基於理性良知所表達的價值判斷來充實之。而法律修改，曠日費時，更有可能因時代之演進，立法時之原意已與社會共通價值漸行漸遠。
尤其，同樣的文字，在法律專業人員之概念與平常百姓的認知上，可能有所出入。有如前幾年報載之「恐龍判決」，男子對於六歲女孩性侵，因小女孩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，男子從重罪強制性交罪改判變更為輕罪之與幼童性交罪。輿論譁然，大相撻伐，殊不知法官只能依法審判，不能恣意逕依社會大眾聲音而審判，這本來是法治國家之必然結果，不幸成為眾矢之的。
再者，法律構成要件觀念之具體內容涵攝，雖有透過公開法庭之調查事實證據的過程，但所見所聞必然為真嗎?「眼見」與「耳聞」從來不只是單純客觀事實的呈現，其中必然摻雜有「人」之主觀認知與理解的成分在。即使在不說謊、不失憶之前提下，表達上仍不免受個人主觀經驗之扭曲，更何況，個人表達能力之不同，也會影響事實真相完整地呈現。即便在聽訟的法官，也無法絕對抽離個人主觀經驗與認知之隱形扭曲，因為心智功能之複雜，是遠超過我們所知與所能理解。司法制度上設計有三級三審制，或許多少能平衡法官個人的偏差，但身處糾紛中之當事人，又如何自我察覺？很多人對於司法之失望，不可否認的，部份是因為對於法律之過度期待，而忽視了其操作面上之侷限性，以致於深陷其中，耗費時間與精力，求取公道與正義而不可得。曾有當事人在法庭上高聲請求法官能還一個公道，法官冷靜而清楚表示「不要要求我給一個公道，我只能依法審判，是你們要求我依法審判」，乍聽之下，雖是驚人之語，但頗為肯切。
古人常說，和為貴，訟終凶，其實並非沒有道理。但在群體生活中，人際間的磨擦，仍無可避免。所以追尋在訴訟外，其他的解決糾紛方法，就成為我們要努力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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